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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的资料_关于长征的传奇故事-十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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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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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论我国我伟大壮举,红军长征绝对是人气之选,红色革命的蔓延,共产党的坚贞不屈汇聚了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关于长征的故事,希望对你有感触!

  十送红军(上)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而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正像一只铁桶一样围向瑞金……

  “几十个县的大苏区,如今只剩下几乎一根梭镖就可以穿透的土地了!”陈毅痛心疾首。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在瑞金、于都一线集结;10月8日,正式确定了参加转移的部队,计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八万六千多人;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急促的口令声、压抑的军号声、零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

  长征从此开始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从1934年那个不寻常的五月开始,战斗越打越残酷,兵源越来越紧张,物资越来越匮乏。在四周隆隆的炮声中,苏区开始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举动,通讯员来来往往穿梭似地奔跑着,扩红运动进行到了边远的山区,16岁到49岁的男子都在征兵之列,红八军团基本就是扩红组建的。筹粮、编草鞋、制粮袋,全民动员起来,忙碌中,百姓的脸上写满了严肃,进入9月份,机关里捆绑物品的、销毁文件的场面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瑞金市原党史办副主任刘良给记者描绘着当时的情景。

  告别叶坪的谢家祠堂,1934年7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往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附近的各个村庄住满了红军。以瑞金县城作为中心坐标,叶坪在其东北方5公里处,沙洲坝在其西南3公里处,云石山继续向西19公里。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中央领导机关一路向西的搬迁,清晰地划出了红军西进的轨迹,而最后各路大军集结出发的于都在瑞金正西约80公里——

  煮好的鸡蛋没吃就走了

  “去吧,跟着队伍走吧。”16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7年童养媳的宋有发娣刚跟她的光祥完婚。“在西江补充团,送过去后,我去看了两次,最后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煮好的鸡蛋,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也没吃上一口。”

  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宋有发娣手里拿着这纸崭新的证书,连同她200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一起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低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残酷的战争中,红军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兵源不足,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而进入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扩红再次成为红军发展的头等大事。

  1934年5月,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副部长邹庆南,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等7个县级干部报名参加红军,其后,各区干部踊跃报名,走向前线。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除自己报名参军外,每人都动员了一个班的人加入红军。清水乡竹下村16户人家,有11户的青壮年全部参加红军。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上,有篇题为《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报道。瑞金县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对记者说,10年前他调查过,他们是下肖区七堡乡的,8位兄弟当红军时,他们的父亲还有重病。后来,8兄弟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都无后代,满门忠烈,却无姓名记载。

  在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一组统计数字清晰地记载了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瑞金人口为23万多人,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参加长征的有3.5万人,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十个儿子八个当红军

  在于都,另一个8兄弟参加红军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

  一个晴朗的晌午,73岁的曾林梅在69岁的老伴陈瑞英搀扶下缓缓坐下,这是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陈瑞英转身回屋,拿出一盏破旧的马灯。曾林梅瘦骨嶙峋,显得十分苍老,目光呆滞,基本无语,但看到马灯,眼睛突然一亮,迸出几个含糊的字眼:“妈……妈……”。陈瑞英接过老伴的话茬,回忆起了婆婆和8个哥哥的故事。

  “说了等你就等你,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身转,不知我儿几时归?”

  曾林梅念叨的妈妈,名叫钟招子。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1934年10月,他们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参加长征,只留下最年幼的曾林梅和曾林桃与母亲相依为命。

  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由于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儿子回家。眼泪流了20多年,青丝变白发。后来,钟招子把眼睛哭瞎了。但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子。她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模样。“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整整三天三夜。

  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个坟。每逢清明,她会带全家来插香祭奠。如今,祭奠形式和地点没有改变,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个坟——钟招子在那里安息。1960年,她带着深深遗憾撒手人寰。离开时,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的身边。”

  史料记载,于都县当时22万人口,约1.6万人参加长征,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其中1000多人没有姓名记载。

  兴国县烈士纪念馆里,烈士的名字都是按村按镇排的,满门忠烈何其多。

  记者突然明白,红土地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泥土中洒下了太多烈士的鲜血。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火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好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就是这样以巨大的无私送红军北上……

  家有三担谷

  两担半给红军

  宋有发娣终没见上丈夫最后一面,她擦干泪水,转身挑起箩筐去挨家挨户收军鞋。“村里的女人都在做军鞋,鞋面上绣着字,用红丝线勾上边,很好看。能干的女人交一双,也有两个人合着交一双的,不会做的就用麻草鞋代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瑞金、兴国、长胜、西江等县区纷纷响应。瑞金一个月就筹粮11600担。到8月15日,新谷归仓时,瑞金又为红军集中起50100担稻米,土地税谷10570担。“许多老百姓已是不计明天了,有一户仅有三担谷,拿出两担半给了红军。”刘良告诉记者。

  而10月份在于都集结、出发的近九万红军将士更是得到了有力的支援,“住了9天,走的时候每人要带一周的干粮,差不多300多万斤的粮食,是全县3年的口粮。那时候,整个于都家家户户在做干粮,舂米脱粒的机器日夜轰鸣,煮饭的炊烟袅袅不断,有的村子烧掉了差不多一个山坡的柴草。而此前的8月份,为响应中央号召,于都已上交79309担粮食,”于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周恩来面对当时的情景,深情地说,‘苏区人民真好,于都人民真亲’。”

  “于都城夜不闭户,因为没户可闭,所有门板、店铺挡板、床板,甚至棺材板全部拿到于都河上搭了浮桥,当时的8个渡口,有5个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所用的木料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曾懿华说的是那个秋风瑟瑟的夜晚,1934年10月16日,重阳之夜,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

  1933年6月12日,蒋介石为发动第五次围剿,专门炮制了一个《剿匪战术的要点》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语句:“使敌人无粒米与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在如此可亲可敬的苏区人民面前,蒋介石这样的训令岂不是贻笑天下的梦话!而当他洋洋得意地占领瑞金时,后背的冷汗还没有干,他知道:“这里的百姓连骨头都是红的。”

  陈毅劝老乡:

  留下个伤员当儿子吧

  在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粮食的同时,苏区人民再次敞开胸怀,接纳了近万名红军伤病员。“据当时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守的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陈丕显讲述,留下后活下去的机会只有四分之一,许多伤员为被留下很不情愿,曾联名上书,坚决要跟部队走。很多伤员蘸着血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的誓言。周恩来、陈毅想了很多办法,用文件的方式发了8条要求,接纳红军伤员的人家必须是可靠的、山区偏远的等等,并在粮、钱、物上尽最大限度满足所需。”刘良说。

  中革军委已决定,8月份在兴国负伤的陈毅留守,身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伤未痊愈的陈毅几乎是挨家挨户做工作:“老表呀,留下一个吧,家里没有儿子就当个儿子,没有女婿就招为女婿,实在不行,就当个长工使。”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无奈呀。

  但是,苏区人民没让陈毅失望。瑞金和于都是当时收容伤员最多的地区。于都县砂星区就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模范区,刘发娣老大娘一家就住了12名红军伤员。老人的儿子、81岁的朱绍明说:“我父亲是红军烈士,我母亲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但还记得一个红军伤员的名字,叫朱家才。母亲把伤员藏进地窖,吃饭时,悄悄送进去。一年后,有10名伤员基本上能行走了。我们家有6个孩子,要照顾12名伤员,还要种地,我母亲非常辛苦。”

  从砂星镇出发,沿蜿蜒的山路徒行30分钟,就是刘发娣当年隐藏红军伤员的地窖,地窖在不高的山坡上,已经坍塌,上面长满灌木和杂草。

  于都县庵山村当年是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山村。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和钟桂春,就隐藏在杨大娘家旁边的山洞里。当时,家里只剩下一担半谷子,杨大娘每天让红军伤员吃一顿大米稀饭,而她和小孙子顿顿用红薯和芋头充饥。为使伤员伤口尽快好转,杨大娘经常上山采草药。后来,这3名伤员全部痊愈。庵山依旧,因修水库移民,杨大娘及其后人无从寻找。

  那些伟大的母亲们,倾其所有,包括最深挚的情感,精心呵护着子弟兵。许多伤员很快恢复健康,补充到独立师团,去继续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瑞金和于都面临着敌人残酷的逐家逐户的“清剿”,母亲们再次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掩护伤病员转移进山,或者将他们认作“丈夫”、“儿子”、“女婿”。

  而此时,长征路上的红军已在遵义会议的指引下,目标明确地继续北上……

  行军号音

  撕碎百姓心

  “1934年10月10日,那个秋日的黄昏,17时,云石山上突然响起行军号,真的很突然,百姓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瑞金人听惯了军号声,可是这一声号音怎么就这么不一样?百姓的心被撕碎了。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的、纳鞋底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站在路边看着行色匆匆的部队。”刘良说。

  而此前,中央从沙洲坝转移云石山时也上演过相似的一幕。那位曾跟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踢过毽子的杨荣禄回忆说:“号声响了,队伍就要走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煮了粥,用水桶挑到路边,有的战士就用茶缸舀上,边走边吃,还喊口号。我站在旁边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此时杨荣禄讲起这些,明显跟前边的表情不一样,“他们住在我们村的时候,都把窗户改成了大的,为了亮堂;走的时候又都给我们装回原来的小窗户,为了敌人来的时候省麻烦,家家不落,队伍过后还派人回来检查装好没有,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杨荣禄的语速越来越慢,“舍不得他们走,你想,跟他们一起玩过,要走了,不难过才怪,都是天天在一起的人。”

  “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花生、芋头、鸡蛋、水果,伫立道路两旁,不停地招手。真是一幅箪食壶浆送征程的大画面。有一位老大娘,挎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想给儿子带上,见一个红军送一个,一篮子鸡蛋都送完了,也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刘良向记者描述当年的场景。

  首脑人物

  蒙着被子过于都河

  “云石山乡的梅坑是当时中革军委临时驻地,93岁的梁道河回忆,他头天晚上看见部队杀了两头猪,第二天,所有人就不见了。”陪同记者采访的云石山乡宣传委员刘海林说。

  刘海林的转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瑞金出发的红军也不都是十里相送。而在于都,“那是一次极其秘密的战略大转移,为了防范国民党的特务,从于都出发的中央首脑人物每人配备一个担架队,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被快速抬过于都河。”曾懿华说。

  曾懿华的讲述并不妨碍我们采访到的这样一个送别故事: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记者看见一支竹篙、一支橹静静地躺在一艘小木船旁,船头上是一盏马灯。64岁的李明荣跟记者讲起了他的父亲李声仁和这条小船——

  1934年10月16日,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婚妻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岸边走来几个红军干部,高喊:“老表,请把船靠过来。”李声仁把船撑到岸边,得知了红军的来意: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渔民帮忙渡河。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回家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傍晚5时许,李声仁和未婚妻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

  1小时后,渡河开始。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来回一次约20分钟。李声仁和王九发同撑一条船,男的船头摇橹,女的船尾掌舵。600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加上夜黑风大,稍不留神就会翻船。天边渐渐泛白时,他们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手上已磨出许多血泡。

  10月18日晚,只休息了1天,他们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又送了一整夜。分别时,筋疲力尽的李声仁得到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承诺:“感谢老表,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大家。”

  而这样的送别,在于都又何止李声仁一家。8个渡口,800多条用于做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30公里的河面。

  站在“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塔基望去,于都河依旧在汤汤远逝,对岸是植被茂盛的丘陵;一段由5条木船搭起的浮桥按原貌摆放在河边,飘荡着,仿佛在回忆72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夜晚。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传出的歌声字字句句敲打着记者的耳鼓、心扉: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心像(里格)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

  十送红军(下)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骨肉相连的红军和百姓怎能割舍,怎忍分离?

  陈发姑依然记得送别丈夫的那个夜晚,秋风瑟瑟,沁骨地凉。

  红军走了,这块已然红透了的土地将承受怎样的屈辱和血腥?

  红军走了,但党还在、组织还在、人民还在、信念还在,抗争还在……

  瑞金陷入腥风血雨县城人口减一半

  1934年10月26日,敌人侵占宁都;11月1日,长汀陷落。随后,敌10师从长汀、39师从石城、24师和38师从宁都合围瑞金。11月10日,敌东路第10师抢先占领瑞金县城,“红都”最终失陷。而此时距离中央红军从云石山转移恰好一个月。

  1957年,陈毅元帅在《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写道:“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军队不能抵抗。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的跑……真是一片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回忆中央苏区》第550页)

  蒋介石派了心腹大将陈诚坐镇瑞金,指挥清剿。随国民党军队杀回瑞金的,还有大量当年逃走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疯狂的反攻倒算开始了,敌人首先对瑞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公开叫嚷“大乱3天,大杀3年”。

  短短几个月,敌人就残杀了瑞金18000多人,武阳区一次被枪杀了500多人,在“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的反动口号下,很多村子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国民党第10师特别党部1935年1月出版的《收复瑞金纪事》这样记载:“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公务员的胡汉文在其《国民党军进入瑞金》一文中这样记录“清剿”区的惨状:“无不焚烧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载《江西文史资料》第21辑)

  “日头出来又落山,工农红军上北山,北山穷人得幸福,南山穷人苦难担。”这首民谣说的是红军长征后瑞金人民重陷苦海的现实。

  血雨腥风中的瑞金儿童没有了欢歌笑语,没有了无忧嬉戏。杨荣禄、钟起材们急匆匆地跑回家,关紧了大门。“妈妈,我看见白军进村了,抓了一个妇女,在给她施‘打地雷公’。”“孩子呀,别再出门了,你当过儿童团,被抓住就没命了。”钟起材的父亲是受伤没有随队转移的红军,敌人进来的时候刚刚去世。“要不,拖出去一刀就砍了。”

  凛然大义

  冷对酷刑屠刀

  “打地雷公”是什么?宋有发娣可太清楚了:“敌人来后,我就随游击队上了山,在邦坑山的梁山洞,行军时跌到山下,被回来的大地主曾祖芹抓住了。曾祖芹把我反绑着押到高岗,把我按倒,让我跪在他老婆坟前。曾祖芹说他老婆是我杀死的,但是他今天不杀我,要我比死还难受,把我两个大拇指捆到竹片上,狠命地勒,然后拿竹扦子从中间往里砸,就是‘打地雷公’,十指连肝,疼得死去活来,还用棍子打我后背,脊骨被打断了。后来曾祖芹把我押到了乡公所,跟赖优秀、钟夏秀关在一起。赖优秀去年才去世,钟夏秀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她们跟我一样都为苏维埃工作过。国民党让我们跪在地上,周围坐着地主们,问我们游击队到哪里了?见我们不说,他们就扒光了我们的衣服,用一束带刺的荆条子抽,用一大把点着的线香烧我的胸脯,那时我才19岁呀。”说到伤心处,90高龄的宋有发娣哽咽了。“不怕死了,现在想来,我是个死过的人了,还怕什么,当时就想,死了也值得,死在红旗脚下。”突然,宋有发娣的声音高亢起来。此时,记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滚了出来,紧紧地握住了老人的手。

  但宋有发娣没有死。“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家里人偷偷地把小叔子的两钵子尿送进了牢房,喝下去后,觉得好多了,多亏了那两钵子尿。”后来,被迫当伪保长的曾光湖同情革命,又是宋有发娣丈夫的本家,他让全族的人签名,把宋有发娣保了出来。

  当时为苏区政府工作过的许多瑞金人选择了远走他乡,像少先队长杨柳发娣,就是跟做过瑞金县贫农团长的父亲一起逃到福建的,“在福建跟蓝益山结的婚,我小他8岁。1951年才回到瑞金,6个孩子有3个出生在福建。”杨柳发娣的丈夫蓝益山今年93岁,是参加过长征的失散红军,现在两位老人住在沙洲坝镇七堡村。

  更多的苏区干部选择了上山,继续游击战争。

  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干部,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李崇葵,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危辉春、刘先启、钟跃帮等一大批苏干与李崇葵一样,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而普通村民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无声地抵抗着屠杀和野蛮。

  坚壁清野

  准备游击战争

  “把笼屉、锅碗等悄悄地藏起来,粮食都藏到山里,我们家就把稻谷藏到30里外的白竹寨了,让国民党来了弄不成吃的,到11月份了,田里的禾也不割,不让他们得到粮食,我记得到第二年二三月份大家才去收禾的。”这是武阳乡邹光桃说的一段话,可惜老人去年已经去世,我们无法去访问他,只好从乡宣传委员的记录转摘下来。

  而邹光桃说的是瑞金县委发动群众进行的坚壁清野。“主力红军走后,各区以乡为单位成立了领导小组,清理销毁文件,掩埋机器设备,疏散各种物资;同时做好游击战争的准备,把大部分粮食运到游击区。其余的粮、油、盐深藏地窖、夹墙、屋檐内;把风车摇柄拔掉,锅碗沉落池塘,把老人孩子疏散转移到山区。”刘良说。

  坚壁清野的同时,各乡还成立了破坏队,破路断桥,设置障碍。敌人要经过的道路上挖大坑、布竹钉、设陷阱、埋地雷。箬别乡破坏队队长范远炳带领队员,一夜就在观音前、龙口、黄竹迳的3条路上挖了5个1丈多宽、2丈多深的大坑,推掉龙口、桐子坑的3座木桥,砍了30多棵大树横架在路上。“敌军一进瑞金,就遭到了地雷、竹钉、路障的袭扰,一路提心吊胆,行动迟缓。”刘良这样评价。

  抹不去的红色印记

  为了彻底抹掉瑞金人民心中的红色印记,国民党反动派一占领瑞金,就对“红都”内的革命旧址、纪念建筑物进行大肆破坏。

  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六大建筑物,是“红都”的信物和标志。国民党“抹红”的目标首先对准了它们,短短几天就毁坏殆尽。

  叶坪人心中神圣的塔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强暴?为保卫红军烈士纪念塔,叶坪人民与前来拆塔的国民党瑞金县党部书记朱景福暗中较量,他们贴出“打倒拆塔的反革命分子”、“朱景福滚出叶坪去”等标语。但塔最终还是被拆了,“有一位老大娘在夜里悄悄回到废墟前,看着满地的碎石,心痛不已。突然她看到了一块刻有一个大字的石板还完好无损,就吃力地搬回了家,字面朝下,覆盖在自家的鸡窝上,那是个‘烈’字。这样做是冒生命危险的,但老人家一直用这样的隐秘方式保护着这个‘烈’字。直到上世纪50年代,瑞金县人民政府决定全面复建六大建筑时,老人家拿出了那个石板,这对于恢复历史原貌提供了实物性佐证,根据这个‘烈’字的大小、字体,复建工人又制作出另外6个字,和原来那个‘烈’字一起镶嵌到塔上,直到现在。”刘良说。

  记者仔细看去,果然发现那个“烈”字跟其它字的区别,字迹更显老旧。

  在沙洲坝的红井旁,记者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当年的沙洲坝缺水,毛泽东就带领军民开挖了一口井。敌人占领瑞金后,连这口吃水的井也不放过,要填埋掉。沙洲坝群众就搭起人墙层层围住水井,跟填井的敌人据理力争,“就是口吃水的井你们也不放过?还有人性吗?”血肉之躯硬是震慑了敌人,前来填井的反动派灰溜溜地走了。可是狡猾的敌人趁村民下田,又偷偷溜回村子把井给填了。敌人刚刚离开,群众就把井挖通。敌人填了5次,群众挖了5次。敌人看到群众如此不屈,喟然叹道:“连沙洲坝的泥巴都红透了。”然后不了了之,水井保住了。

  周篮嫂

  智救陈毅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主力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作了部署。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并留下第24师和独立3团、7团、11团等红军指战员,加上江西军区、赣南军区的部队和各县独立营总计超过30000人。瑞金县每个区都有一支游击队,连同县独立营在内共有18000人。但是各游击队的装备极差,除了很少的背板枪外,都是大刀、梭镖之类的冷兵器。

  1935年初,过渡时期的整体作战方式显然已不适合斗争需要,4月,化整为零突围后的陈毅、项英来到赣粤湘交界处的油山,真正的游击战争开始了。

  不必去记录游击的艰苦,也无须描写战争的残酷。三年后,铮铮铁骨的新四军,就是保存下的革命火种燎原的硕果。而为了保存这些火种,游击区的百姓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陈毅说:“敌人根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与群众的结合。”

  信丰县党史办的庄春贤在其内部印发的《油山烽火》一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妇女:

  信丰县油山西北山谷里的彭坑,有一位姓周的妇女,乳名叫三娣。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给游击队送饭、递情报。1936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她包了一夜粽子,第二天,她挎着满满一篮子粽子,冒着大雨偷偷上了山,天雨路滑,她重重地摔了一跤,鲜血直流,当她出现在游击队住的茅草棚时,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恰好陈毅也在,看到此情此景陈毅非常感动,亲切地问:“大嫂,你叫什么名字呀?”警卫员小聋牯也说:“是呀,大嫂,你经常来给我们送吃的,就告诉我们名字吧,将来革命胜利了,也好来报答你呀。”“乡下女人,没什么名字,你们就叫我三娣吧。”陈毅风趣地说:“闹革命,男女平等,你该安一个好名字!”三娣笑着说:“大老刘,那你就帮俺安一个吧。”“大老刘”是陈毅的化名,游击队员和熟悉的群众都这么叫。“大老刘”就是点子多,看着装粽子的篮子:“有了,大嫂,你经常提这个大篮子给我们送东西,这可是只革命的篮子呀,我看你就叫周篮吧。”大家都觉得好,从此周篮就成了三娣的大名,游击队员都亲切地叫她周篮嫂。

  1936年8月陈毅腿伤复发,周篮很着急,山上草棚潮湿,不易治疗,她就把陈毅接到家里,熬草药治疗。几个疗程后,腿肿竟然消了,陈毅高兴地说:“周篮嫂,想不到你还是位高明的郎中呀。”疗伤期间,周篮时刻警惕敌情,一天傍晚,一群国民党兵突然出现,眼看快到家门口了,进屋显然来不及了,周篮看见房头一头猪,机智地喊:“瘟猪仔,还不快回家,要被打死呀。”屋里的陈毅立刻明白了,从后边上山钻进了树林。第二天,陈毅对周篮说:“你可真有法子。”周篮调皮地说:“是你命大,连猪都来保佑你。”陈毅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跟周篮商量:“最近敌人封锁的更严了,能不能设法买点电池回来?”周篮什么也没说,按照当地习惯,提一只火笼去赶池江圩,买到了15对电池。周篮回来后故意逗陈毅,装出一付无奈的样子说:“咳!没买到。”陈毅信以为真,安慰到:“别灰心,下次再想办法嘛。”说着,陈毅顺手接过周篮手里的火笼,“嚯,怎么这么重呀。”边说边拨开火笼上的灰,露出了一对对崭新的电池。周篮“扑哧”一声乐了。陈毅竖起了大拇指:“周篮嫂,真能干,难怪敌人总要上你的‘当’!”

  苦中有乐,这就是陈毅,这就是“旌旗十万斩阎罗”的大无畏,这就是“捷报飞来当纸钱”的大乐观。

  就在陈毅、项英游击于“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的油山山脉时,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就义,时年36岁;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在长汀牺牲,时年60岁;

  闽赣边界领导人毛泽覃在瑞金牺牲,时年30岁;

  ……

  而此时,红军正在艰难的北上迁徙之中。

  释疑

  “铁桶计划”促使长征提前?

  长征虽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围转移,但并非仓促决定。

  一直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所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那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却是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比预定计划提早了将近一个月。中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红军为什么要提前突围转移,对苏区的党史工作者来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认为,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获得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部署。

  而宁岗县党史办主任刘晓农认为,是中央获得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才提前转移的。

  他说,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计划的要点是,确定以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每进5公里,后继部队便拉上一道铁丝网,构筑一道以碉堡为主的工事火力网,计划在1个月内,前锋部队逼近瑞金城下。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竖起30重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

  但令蒋介石、赛克特万万不会想到的是,庐山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1公斤重的“铁桶计划”全部文件,就落到了当时任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为我党工作的莫雄手中,莫雄反复思考后,冒着身杀家毁的危险,将“铁桶计划”交到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的手上。当晚,项与年用特种药水将“铁桶计划”连夜密写到4本新买的学生字典上。第二天,项与年即从南昌出发抵吉安,再经泰和、兴国,横插于都,直趋瑞金。终于在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周恩来、博古、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并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上。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不由得暗自大惊,并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

  对于刘晓农的说法,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和原副主任刘良都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刘良告诉记者,莫雄是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的国民党老党员,在共产党员的教育影响下,他的思想倾向进步。解放后莫雄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去世。

  陈上海说,项与年又名梁明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都县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在认同刘晓农说法的同时,还补充说,经过五次反围剿,红军在根据地的生存本身也面临巨大压力,首先是粮食匮乏,青壮劳力都上了战场,在田里耕种的基本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难以承担巨大的生产任务;而残酷战争消耗了大量军火,当时红军的兵工厂生产原料奇缺,到处收购金属物品制作武器弹药,但是苏区几近枯竭。即使没有国民党的“铁桶计划”,红军也要转移了,只不过是某个特殊的事件促使转移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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