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中华历代名人故事-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充当“枪手”
为了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1905年9月，清政府专门派载泽、端方等人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到东西洋各国考察立宪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要求他们考察完了交出有见解的考察报告和奏议。
可是，载泽、端方等人是些不学无术的庸碌官僚。他们愿意出国，因为出国可以体味异国情趣，游山玩水;他们也害怕出国，因为出国有艰巨的考察任务，尤其使他们怵头的是要写考察报告和奏议。载泽等人根本就不懂究政法理，其随从参赞对此也知之甚少，因此很难写出有分量的考察报告和奏议来。怎么办呢?这伙人正点子不多，歪点子不少。他们打算在海外寻觅既了解西学，又通晓宪政的人，替他们撰拟各项考察报告、奏议等，即寻找充当考政大臣的“枪手”。
壮志未酬的梁启超，虽然遭清政府的通缉而避居国外，但他变法维新的思想一天也没有泯灭。此时，他得知清政府的考政大臣要在海外寻觅“枪手”，觉得这是个宣传自己主张，倡导变法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多种途径同考政大臣们秘密地建立起了联系，自愿担当起为他们撰拟各种奏疏的“枪手”。
考政大臣们对梁启超是知道的：梁有思想有观点，也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考政大臣们虽然知道清政府还在通缉梁，但由于他们自己无能，写不出朝廷需要的考察报告和各种奏议，也只好让梁充当“枪手”。
梁启超得到了考政大臣们的默许后，就积极行动起来。据梁启超说，他在1905年秋冬之际，为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们起草考察报告和各种奏折多达20余万言。
梁利用撰拟考察报告的机会，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融进了报告之中。他在考察报告中，以海外各国的事例阐述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在各种奏折中，他又借考政大臣们之口，奏请清廷早日实行君主立宪制，奏请赦免戊戌维新派等政治犯，请定国是。
考政大臣们把考察报告和各种奏折交给了梁启超去写，他们自己就有时间游山玩水了。这伙人在国外考察了近一年的时间，带着梁启超为他们代写的各种文书“满载而归”。
考政大臣们回国递交了考察报告之后纷纷向清廷上奏折，吁请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革命形势，不久便颁谕宣布：今后将仿行宪政。
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人物成了清廷通缉的“要犯”，因此他们再也不可能直接向清廷陈述个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了。梁启超所以自愿当“枪手”，就是希望借考政大臣们之口，传达自己心中之事，即利用为他们草拟奏疏之机，既可充分表达自己多年来追求的政治主张给清廷，又可以结交和影响清廷这帮考政大臣们，真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