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这句话是曾国藩说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功成身退的。
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拓展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
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 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
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
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
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
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