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指哪七个人_竹林七贤的古代历史小故事

　　竹林七贤指的是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经常在山阳县的竹林之下，肆意酣畅，被人称为竹林七贤。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关于竹林七贤的历史小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竹林七贤的历史小故事

　　离洛阳二百余里的山阳近郊嵇康院宅的竹林下，经常聚集着七个年龄大小不齐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姓名、籍贯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琅琊王戎及陈留阮咸。

　　这七人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但旨趣是相同的。他们懂得儒家的经典，可是却精于《易》、《庄子》、《老子》，彼此谈玄说经，论辩有无、生死、自然、人生，终日饮酒、清谈。他们对于粉饰太平的儒学礼教则弃之、鄙之。他们所倡导的玄风扩及到全国，一直影响到后世。南朝宋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说：“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宋)沈约曾著有《七贤论》，对他们各有述评。

　　七贤的“贤”，并非人们所想像及儒家所称圣人、贤人之谓。贤人即是名人，是有名当世的人。晋郭璞说：“玉以兼域为宝，士以知名为贤。”他们之称为“贤”，是由于思想高出于世俗，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指导，极为高傲、放诞，出于礼、法常情之外。举世皆浊，惟我独清可作为注脚。他们之中，亦隐亦仕;有隐于朝，有隐于市，有隐于山林的大隐、中隐、小隐的区别。所谓“竹林七贤”，只不过是一时一地的一个松散的学术圈中的小团体。在整个时局的大变化中，他们所走的政治道路有着很大的差异。嵇康因指责司马氏擅权，被政敌陷害而死;阮籍做了官，却不事事，闻步兵校尉厨有美酒，求为官，终日沉醉，对政治闭口不谈，避免遭到身家的祸害;山涛留恋官场，勤慎办事，对司马氏处处采取合作，晋初官拜侍中、吏部尚书;王戎则是个官迷，在司马氏当权下，一直到晋的禅代，官位节节高升，最终到三公的最高品位;刘伶则善清谈，讲无为，与世无争，醉酒一生，著《酒德颂》，托大人先生以自况;向秀则浸沉玄学中，作《庄子注》以自遣;阮咸虽“纵情越礼”，处世不交人事，唯与亲友弦歌宴饮为乐，晋世亦入仕为散骑侍郎，山涛推举他典吏部之选，晋武帝认为他嗜酒虚浮，抑而不用。诸此等等，足见在政治上他们是分道扬镳、各有取弃的。昔日的竹林之游，只是一个可值得回忆的过去而已。

　　竹林七贤对后世文人及世风影响很大，褒贬亦很不一致。东晋范宁以儒者的立场，批评倡玄学的何晏、王弼“不遵礼度，用游辞浮说，繁文华言来惑世”。其行为是“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这里虽讲的是何晏、王弼，实际上也是在批判竹林七子。明末顾炎武大体上沿此轨迹，说竹林七子的清谈之风，造成了“国亡于上，教沦于下”。近世林语堂则在《读书与风趣》一文中替七子翻案，他说：“或谓清谈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

　　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头上是不对的。……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林语堂之说，将清谈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这比以儒家驳斥老庄的见地则胜过一筹。

　　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

　　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的文学创作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